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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战略层面而言：这是无奈之举；但对南京民众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而言：这是一幕永恒的悲剧。

事实上当时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在抗日问题上是有共识的——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会胜利的，但不可能在短期内速胜，而注定将会是一场持久战。所以当时有一个口号“焦土抗战”——说得通俗直白些其实就是以空间换时间，诱敌深入坚壁清野。

早在1932年也就是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伪满洲国并发动一二八事变之时国民政府就系统制定了应对日本侵略的战略规划，这一战略规划的制定者是蒋百里先生。蒋百里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在校期间无论是文化成绩或是剑道比赛总是拿第一，日本学生不服气地向其挑战，结果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打败了所有日本同学，亲手夺取了日本天皇的御剑，1906年他留学德国，回国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在系统研究中国的地理和历史后蒋百里认为：中国的华北地区一马平川，利于日本的机械化军队突击，而且中国历史上历次统一战争几乎清一色是由北往南打。如果日军集中优势兵力从华北平原翻越太行山进入山西，再渡过黄河直入陕西，由陕西下四川，届时日军将占据西北黄土高原和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中国的山川形胜将尽入日军之手，长江天险也将无从谈起。反之若将日军吸引到南方作战，利用江南地区水网密布的格局层层设伏节节抵抗，将极大地拖住日军进攻步伐，从时间和空间上为中国抗战胜利赢得时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方面在上海的不断挑衅，深感位于上海的日本驻军是对于整个东南沿海省份的巨大威胁，为了确保民国政府重要的财税来源和工业基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让中日战争获得国际间的注目，并希望借由国际压力逼迫日本停止华北的进攻。

8月11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投入上海，向上海的日本租界发动进攻。也就是说淞沪会战并不是我们传统印象中：日军主动进攻，我军被动防守的局面；恰恰相反这次是国军率先向日军发起的进攻。请大家注意：我说的是淞沪会战这次具体的战役是国军率先向日军发起进攻，而就整个抗日战争而言此前日本早已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卢沟桥事变，这点我要明确指出以免日本右翼分子借以混淆战争的性质问题。

整个淞沪会战国民政府先后投入70万部队，日本方面亦前后增援30万兵员左右。当战争进入相持局面后日军派兵在杭州湾登陆并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最终取得淞沪会战的全面优势。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淞沪会战后上海失守，南京门户已开，更为严重的是从淞沪战场退下来的军队出现混乱状态——没有军队进入防御工事对日本进行阻击，尾追而来的日军快速出现在了南京城外围。

南京周边本就无险可守，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定都南京的王朝几乎都只能偏安一隅而且短命，除了北面的长江天险之外，南京城四周皆无险阻。但南京毕竟是中华民国首都，若是守都不守一下对民心士气将会是极大的打击，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面子也不好看。于是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官负责协调指挥南京保卫战。

事实上在1937年10月末国民政府已做出迁都的决定，11月南京的军事委员会转移至武汉。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移都重庆。11月22日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正式向参谋本部呈报，主张“必须攻占南京”，并表示“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两个月以内可以达到目的”。于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

中国军队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总兵力约15万左右，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加上从他处抽调来的10个师，总共13个师，再加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共计1万2千余人）、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满编将有18万人左右，然而除去第10军的第41师及第48师是汉口开来的增援部队，其余均是由上海战场撤出，受创整补中的残部。因此实际上没有满编，按唐生智统计约有8万人，其中新兵就占3万人。

日本方面共动用了约20万的兵力，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为主，由陆军大将松井石根负责指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当时中、日之间武器装备的巨大落差而言淞沪会战中70万中国军队尚败于30万日军，南京保卫战15万中国军队对阵20万日军，更何况这15万中国军队中还有大量刚从军事院校走出没打过一天仗的新兵，有的甚至是还没毕业的学员，可以说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保卫战。

12月11日日军第16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作为国军干部训练团的教导总团在桂永清的指挥下，进行了顽强抵抗。次日在日军重兵的围攻下南京最重要的高地陷落，教导总团伤亡惨重。至此全部军队撤入南京城，准备最后巷战，同时日本人开始向南京增兵，准备对南京进行合围。当天晚间唐生智收到了蒋介石命其率部撤离南京的命令。

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周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14日夜开始撤退。遂于12日凌晨2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突围、撤退命令，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

唐生智在战前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并没有控制船只。但是唐生智突然在12月12日下令阵前撤退，从后面的结果来看，其所制订的撤退计划毫无可行性可言，并且根本就没有安排撤退船只，并且在撤退安排上带有很大的随机性，甚至也没有人通知担任督战任务的第36师。结果第36师为了阻止国军各部队撤退，双方还发生了交火。

马嘶人喊，人员嘈杂，伤兵勉强拄着棍子也跟在后面。码头上的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就是没有船。大量军队无法撤出南京：在南京大屠杀的被杀的30多万人中大约有七万到九万为中国军人，被俘官兵数以万计。

部分国军将领的提前逃跑更加重了撤退的混乱：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如卫戍司令部第2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徐源泉于12日下午即率其第41师和第48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其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渡至江北，经安徽去江西整顿。

乌龙山要塞部队在徐源泉部撤走后，也于当晚毁炮撤去江北。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随同卫戍司令部及第36师乘渡船先到江北。如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其第2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36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3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由于城中各部队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有的将领，如第83军第156师师长李江见城门无法挤过，就从门东侧用绑腿布悬吊下城出走。

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而丧生。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燕子矶南）的“文天祥”鱼雷快艇中队（4艘）也于12日夜驰去大通，12月13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16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16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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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兵代司令萧山令（唐生智撤退后由萧山令代理国家宪兵司令一职）指挥未渡宪兵辗转冲杀，终以弹尽援绝，力竭阵亡，以自己的义举实现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诺言。萧山令阵亡后南京中国守军的抵抗实际上已完全被日军粉碎，日军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人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在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此外日军还在城内进行杀人竞赛、强奸、抢劫、纵火和文化掠夺等各种暴行。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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