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天津蓟州新城债权1号/2号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债权

116°c 2022年12月20日 17:54 精选政信 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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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通信源远流长。孔子一句“置邮而传命”，让人们记住了“邮”。《说文解字》称：“邮，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邮”字的最初意思为表示道路疆界的庐舍，引申为边陲地区“传宣政令，飞报军情”的房屋。“邮”字出现前后，类似的字眼有很多，如：徒（徒步送信）、传（以车代步传递）、遽（快传）、驲（急行传车）、驿（骑马送信）、置（驿传之所）等。秦代通信在统一称作“邮”的同时，“亭”（邮亭）开始出现。汉代“驿”字大量涌现。魏晋时“邮”“驿”并称，唐代称“驿”为“馆”“驿馆”。宋代出现“急递铺”，元代称“站赤”（蒙语“驿传”的译音），明代改“站赤”为“驿”，清代称“邮驿”“邮传”“驿站”等。就天津而言，独特的历史、地理及人文等等环境中的驿站，值得说道的地方很多。

驿站格局六加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东临渤海，北枕燕山，因海水退落以及“古黄河三次北徙泥沙冲积而成”。殷商以前，自然条件尚差，已有先民在此劳作生息。周朝末期，三岔河口已有人群聚集落户。

《史记》记载，召公奭与周天子同姓，姓姬氏。周武王灭纣后，封召公于北燕。作为一个诸侯国，北燕治下地域辽阔，都城设在蓟（今北京附近）。天津北部即为其属地。

蓟县历史悠久。春秋时称无终国，秦代置无终县，隋代改设渔阳县。隋大业以后称玄州、蓟州，1913年始称蓟县。春秋战国时期，以天津北部无终（今蓟州）一带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延伸的驿道开始出现。元代正式设蓟州驿，为天津地区最早。

明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设卫建城。当时，从应天府（今南京）至顺天府（今北京），沿大运河共设置水驿46处。明代程春宇《水驿捷要歌》中，“流河远望奉新步，杨青直沽杨村渡。河西和合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路”，包括了天津地区的流河、奉新、杨青、杨村、河西务等5处。加上蓟州驿（渔阳驿）及公乐驿，总共六大一小7个驿站。一驿过一驿，水驿复马驿，凸显天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地位。

古代驿站，根据规模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三个等级：极冲级、稍冲级（次冲级）和僻递级。前述天津五处水驿和蓟州驿都是“极冲级”的。驿站之下设递铺。递铺虽规模小，服务功能少，但也负有驿站之基本职能。清代，武清县先后设递铺20个，渔阳设14个，杨青5个，静海4个。宝坻、宁河当年没有驿站只设铺。据康熙《顺天府志》，宝坻境内有总铺、牛家庄铺、崔家庄铺共3个。另据乾隆《宝坻县志》，递铺“现存马八匹、夫四名，共银一百八十四两五丝，遇闰按月加增，知县掌之。”据乾隆《宁河县志》，宁河在县城宁河镇设驿铺，额设铺司10名。

蓟州历史悠久，又是军事要塞，渔阳驿见证了战乱年代“驿骑如星流”的紧张繁忙和“数骑渔阳探使回”背后的战争风云。杨青驿在为天津的政治、军事、经济服务的同时，还是南北文化交流传播的枢纽之一。杨村驿是天津依托漕运、发展经济的见证。河西驿从无到有，盛极而衰，堪称一部邮驿史缩影。

静海驿途难说“静”

明永乐二年建城后，天津成为北京通往东北、南方的交通必经之地和水运枢纽，驿站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仅在天津地区南部即有流河与奉新两处驿站。

流河水驿，在今河北省青县东北流河镇，永乐二年置，极冲级。流河镇地处大运河卫河西岸，南至乾宁驿60里，北距静海奉新驿70里，是大运河北段天津右卫的重要驿站。据《司册》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该驿站共有水驿夫85名，夫头10名，探听夫2名，买办、送牌夫各1名，共计99名，一年共支银1641.875两。

奉新驿，在静海县（今静海区）南城外，永乐三年（1405）邑令尚朴设置，隶属天津卫，水、陆相兼，南北通衢。水驿为极冲级，马驿为次冲级。据《方舆纪要》载：奉新驿出县北五十里为杨柳青，又十里为当城，又十里为里堡城，又十里为小南湖，又十里即小直沽，天津卫设焉。

明代驿制规定，水驿极冲级应配船15至20只，每船有船夫10名；马驿次冲级应配马30至60匹。马驿之马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在马脖上挂小牌标明。清代，奉新水驿设水驿夫85名，夫头10名，探听夫2名，买办、送牌夫各1名；马驿则设驿马15匹，设马夫7名半，驿递等夫16名。据《大清会典》，静海县额设递铺四处，铺司兵二十名。总铺南十五里至双塘铺，十五里至钓台铺(又二十五里至青县流河铺)，北二十五里至良王庄铺(又十五里至天津县炒米店铺)。

清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久驻天津，至津、京、保定之间来往公牍骤增，时有“六百里加急”文报往来，“深夜驿途静”的情境难再。但当时的驿站弊端丛生，每况愈下，掣肘严重。为此，身负主持北方洋务、筹办海防等重任的李鸿章，不得不从1875年起连续三年上奏“添驿”。除第一次请求为天津县添马五十匹，马夫二十五名，静海、大成、高阳等三县各添马三十匹，马夫十五名奏准外；后两次包括为“天津县再添马十匹，马夫五名；静海县再添马二十四匹，马夫十二名”以及包括静海在内、通往南方的七州县提高夫马工料银标准的奏请等，均未获准。添驿不成，是促其下决心支持试办近代邮政的重要原因。

杨柳青青驿路长

杨柳青，在先秦时期曾是黄河、海河的入海口。相传，大禹治水时称此处为“流口”；姜子牙受封后曾在子牙河、卫河的河堤上栽种好多柳树，防水土流失之同时，营造了一道风景，“流口”逐渐改名为“柳口”。金贞祐二年（1214），这里置“柳口镇”，设柳口巡检李咬住。由于元代文学家揭傒斯“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水两岸苇篱长”诗句的广为流传，“杨柳青”名扬天下，古“柳口”渐渐变得鲜为人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漕运兴盛，境内船户益多。至嘉靖初年（1522），杨柳青成为“商贾云集、货来八方”之地。

明永乐年间，杨柳青开始设立驿站，原归武清县管辖，嘉靖十九年（1540），划归河间府静海县，设在天津城外。清雍正三年（1725）天津改卫为州。雍正八年（1730）正疆域，杨青驿划归直隶州辖，分水驿和马驿。雍正九年，升直隶州为天津府后，杨青驿的地位随之提升，并纳入行政序列。直隶州升为天津府另置天津县后，杨青马驿主要应付天津府差事，及接济静海、武清差事。雍正初年，全国曾大幅裁减驿夫、驿马，杨青驿未能幸免。但不久因马少差繁，遂又增添。

杨青水驿最早属武清县，设在南运河畔、旧城关南150里的杨柳青镇。明嘉靖十九年移属静海县后，移至天津城外大运河畔，极冲级。清代，杨青水驿设夫头10名、探听夫2名、水驿夫95名、买办送牌夫2名。杨青马驿设在天津卫至保定的官驿大道上，在水驿附近，设马夫12名、驿递夫等14名，有驿马20匹，极冲级。

明清两代，京、津、沧（州）驿，经水路、陆路来往于杨柳青。杨青驿带有中继站性质，故称为“腰驿”。驿路由杨柳青起，东至宝坻县(今宝坻区)、梁城所(今宁河区)，陆行140里，水行170里；北至武清杨村驿，陆行60里，水行70里；西北至顺天府皇华驿，陆行250里，水行400里；天津卫城西经杨青驿至静海，陆行70里，水行100里。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驿站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生活及民风民俗的影响难以估量。北去南走，既搞活了经济，又开阔了眼界，同时将外地优秀民间文化“请”了进来。其中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产生、发展，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的杨柳青也以“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而闻名遐迩。

杨村岸头驿使回

杨村驿于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设于北运河西岸。据《大清统一志》等记载：“杨村驿在杨村务，与河西驿皆有驿丞，明置极冲，在县南五十里。”“杨村驿东二十里为桃口，又二十里为丁字沽。由杨村而西北四十里为黄家务，又三十里为河西务，皆运道所经也。”

元、明两朝，北运河为漕运要道，水、陆路交通十分便利，杨村是重要的水陆码头。杨村驿又是天津沿北运河溯流而上的第一个驿站，驿使和商旅络绎不绝，任命驿丞管理。元代，杨村已是北上船舶的停泊地，帆樯林立，昼夜不息。部分大船（时称“遮阳船”）只有在这里过驳至小船（称“浅船”），才能沿河运送粮食货物至北京。明永乐九年至十三年，政府下大力气对南北大运河进行疏浚拓宽，航运条件大为改善，漕运数量不断增长。而杨村是漕船换驳的主要地点之一，加之明承元制，“常事入递、重事给驿”，杨村驿的驿务十分繁忙。

“野水千帆集，人声沸暮烟。楼台两岸寺，灯火一河船。邻舫多欢笑，深更尚管弦。我怀念故土，秉烛照愁眠。”这是清代天津诗人梅成栋的《夜泊杨村》。千帆云集，楼台林立，灯火河船，再加欢声笑语，丝竹管弦。夜幕下的杨村，如一幅油画般迷人。设于其中的杨村驿，自然不同凡响。

元代诗人傅若金《杨村》诗云：“杨村岸头驿使回，直沽洋里海船来。军夫伐鼓欺行旅，百里维舟不敢开。”一方面，是军方对邮驿秩序的干扰摧残，驿使难行；另一方面，洋里海船，百里维舟，折射出来的，是这里的繁华。漕运枢纽，咽喉之地，一旦有事，犹如社会时钟停摆一般，影响的可不止是驿务。

清中期，杨村驿的驿船按极冲级标准配备，另配驿马34匹。供役人员有马夫、驿皂、轿夫、纤夫、驿书、兽医等共计153名。其中，仅纤夫就编制99名。个中原因，作为通往京都的咽喉要道，北运河流沙通塞无定，杨村经河西务、张家湾至通州一段淤浅最为厉害，常常边挖边淤，漕船溯流而上，需由纤夫拉船驱进。杨村、河西务在每年天暖季节，平均日通过船只至少30艘，99名纤夫并不算多。

清乾隆二十年（1755），实行“裁驿丞、归州县”的改革，河西务驿丞被裁撤，而杨村驿得以幸免，原因是其离县治较远，“县管”有难度。杨村驿由此成为清后期全国保留专职驿丞的65个驿站之一。

“津门首驿”的盛衰

河西务，位于今武清区北部，建于元朝以前，因地处北运河西岸为榷税之所而得名，元朝时已成漕运要地。《长安客话》载：“河西务，漕运之咽喉也。江南漕艘毕从此入……西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为京东第一镇，户部分司于此榷税。”

据《武清县志》，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月，以修筑柳林河军三千，疏浚河西务漕渠”“八月，在河西务置马站”。同年，元世祖忽必烈为测试担负急递任务的“贵赤卫”们的长跑能力，曾组织由河西务至皇城的名为“贵由赤”的长跑比赛，可见元朝廷对设置初期的河西务驿站之重视。明洪武二年（1369）依诏改“站”为“驿”，“河西站”改为“河西水驿”，极冲级。额设夫役152名，驿马33匹，每年经费3454.7两，设驿丞管理。由于其是由京及津的第一个驿站，故有“津门首驿”之称。清乾隆二十年（1755）推行“裁驿丞、归州县”改革，将驿丞裁撤，河西驿地位开始下降。

由于河西务地处京津交通要道，道路建设不断加强，舟车相会，驿骑往还，官兵粮饷，源源不断，小镇也日见繁华。当年，无论是进出京城的官员文人，还是逐利于市的商贾摊贩，以及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等等，途经于斯，莫不驻足，尽睹其万舟骈集之奇观。荷兰人约翰·尼霍夫曾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随荷兰使团来过中国，在其所著《荷使初访中国记》中写道：“七月十一日，我们来到河西务……该城方圆步行约半个小时，有一道城墙，郊区沿运河西岸伸展颇远，所有前往北京的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在此缴纳通行税，所以这个小镇非常出名。使臣阁下在此受到热烈的款待，当地长官还在他的府第里隆重宴请他们。”

正所谓盛极而衰。置邮传命的驿站在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之后，至清末驿弊丛生，每况愈下，真正是古道、西风、瘦马。直隶顺天府武清县河西驿驿幕沈侨如一部115天的《河西驿日记》，成为邮驿制度穷途末路的见证。

驿幕，顾名思义，是驿站聘请的幕宾，是驿丞裁撤后驿站的实际主管。该《日记》起自光绪十三年（1887）8月25日，止于12月22日，每日一记。当此之时，河西驿驿丞已裁撤，原本编制152名夫役、33匹驿马，缩减为夫役30名、驿马24匹，昔日风光难再。《日记》详细记述了自己的职责：主管驿务，接应差使，应酬往来，管理账目，处理纠纷之外，还有“传棚匠、裱糊住房”“饬木匠，修理马棚并打篱笆围墙”“塞鼠洞，修门窗”等等。驿夫们则大差、紧差、小差、散差，接二连三。按规定，接待“钦命公干之臣，朝贡之蕃使，入觐莅任督抚、提镇及巡盐、监税之部院台卿”为大差；“奉命星驰，急檄飞递，克限以赴者”为紧差；“承舍赉奏本章，佐僚代捧庆贺大计表册”为小差；“悯劳恤死，许给邮骑者”为散差，等等。《日记》呈现给人们的是：横行恣肆的官吏，常常骚扰驿站；假公济私的驿卒，一味奉应上司，致使文报稽延、通信梗阻之事接连不断；破烂不堪的驿舍，几近倾倒的马棚，疲惫瘦弱的驿马，衣衫褴褛的驿夫……

《日记》诞生之时，近代邮政以天津为中心试办已经9年，津京骑差邮路在河西务设有中继站。表面看来，邮政与邮驿，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事实却是，新旧对立，彼消此长，留给驿站的日子已经不多。

“渔阳鼙鼓”驿传来

渔阳（今蓟州）战略地位重要，有“畿东锁钥”之称，设驿较早。春秋战国时期无终一带驿道就开始出现。元代正式设蓟州驿。元中统元年（1260），自大兴腊庄至蓟州庐儿岭驿路在蓟州设递铺23个。至正二十八年（1368），知州赵伯敬重修设于城内西南隅堂子井东的蓟州驿。明洪武三年（1370），将驿站由西南隅移至城南门外3里，建房42间，配备脚夫及马、骡若干，改称渔阳驿。渐渐地，一个新村庄在这里形成，取名管驿村。明正德六年（1511）重修渔阳驿，将办理邮驿业务的正厅、后堂各5间，东西厢房8间整修得更加气派。明嘉靖年间，渔阳驿额设驿马33匹、骡子55头。明天启二年（1622），渔阳驿由管驿村移至城内文化街路南，占地2亩，有正房5间，厢房8间，设驿马50匹，牛车30辆。

由于蓟县历史悠久，又是军事要塞，因此，渔阳驿的建设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清中后期，渔阳驿是京津地区最重要、最繁忙的驿站。康熙4次、乾隆28次来蓟州、登盘山，驿站的接待任务空前繁忙。其间，驿站配备驿马85匹、驴3头。供役人员有：马夫43名、车夫29名、轿夫32名、驿皂12名、驿书2名、兽医2名，共计120名。驿马和人员配备为同期北京地区的顺义驿、密云驿的2.5倍。同时，渔阳驿设递铺14处：往东通遵化的有花城铺、黄土坡铺、豪门铺、马伸桥铺、淋河铺；往西通往三河的有贾各庄铺、孙各庄铺、邦均铺、白涧铺；往南通往玉田的有山北头铺、献桥铺、别山铺；往北有杨各庄铺、黄崖关铺。当时共有铺兵铺司6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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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终国到渔阳郡，历史上战事不断。如燕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4），齐桓公发兵救燕并乘机北伐山戎；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荆轲刺秦王未遂，秦军攻取蓟州，燕王北逃辽东，等等，都离不开驿使、驿道。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有云：“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安禄山久有谋反之心，但唐玄宗耽于享乐，执迷不悟。皇太子等屡屡启奏，方派中使辅璆琳以赐柑为名探听虚实。璆琳受安禄山厚赂，回长安后盛赞安禄山的忠心。唐玄宗轻信谎言，更加恣情声色，最终“舞破中原”。

安禄山起兵叛乱，发生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冬，地点在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一带。不久，南下攻陷洛阳，次年并立国称帝。因此，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诗句。鼙乃军中所用小鼓，这里借指军事行动。“渔阳鼙鼓”指安禄山叛乱，“动地”是说动静不小。“渔阳鼙鼓”如何“来”？当然是通过驿使、驿站。值得注意的是，安禄山谋反消息从范阳传到陕西临潼，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且大多崇山峻岭，山道崎岖，仅用6天，可见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备和传递的快捷。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于隆庆元年（1567）奉调镇守蓟州，为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北方边境军事和防御诸务的统帅。在蓟州的16年中，他十分重视邮传，并在奏折中明确提出“参邮为驿使，营叠皆传舍”的主张。全军皆邮，促进了军情的快速传递，成效显著。

另据明代《寰宇通志》“馆驿”条：“公乐驿，在蓟州西四十五里。”公乐驿设于明代称“公乐店”的村庄，在今蓟州区白涧乡境内，是明“辽东边路”（由北京城经潞河驿、三河驿、渔阳驿、阳樊驿、滦河驿等至沈阳卫北的奴尔干都司）和“大宁三卫旧址路”（由北京城经潞河驿、夏店驿、公乐驿、渔阳驿等至大宁都司）邮传要道上的一处马驿。

白涧，山清水秀之地。《蓟州志》载：“城西四十里，有一涧道，发于盘山，水色照鉴毛发，四时澄然如秋。”明代蓟县诗人崔雷以《白涧秋澄》咏之：“抱谷怀山湛复停，一条素练绕云屏。玉绳冷浸三千尺，珠斗平涵数点星。白鸟常涂天外影，苍龙时露镜中形。分明幻出无尘境，几度游览眼倍清。”清代诗人沈锐《渔阳八景》中也有《白涧秋澄》一首：“涧道凉生暑不侵，六龙时御翠华临。试从海晏河清会，如绘春观秋省襟……”

据资料推测，公乐驿的设置时间约在明永乐十年（1412）前后。正德七年（1512）夏店驿和公乐驿废除，在两站中间设三河驿。公乐驿是天津规模最小、存在时间最短（约为100年）的驿站。

图①立于河西务镇的“津门首驿”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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